以心琢物巧：夺天工

　　本报记者李韵任欢李韵安胜蓝李洁崔志坚颜维琦本报通讯员柴亮娥

　　【勇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编者按

　　文物，既承载着灿烂文明，又传承着历史文化，更维系着民族精神。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位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10名宣传选树对象。本期让我们走近4位先进典型，看他们如何弘扬工匠精神和文物保护工作者“择一事终一生”的职业精神，让文物“活起来”，焕发新时代光彩。

　　当好石刻“御用医生”

　　本报记者李韵任欢

　　如果你来到重庆市的大足石刻景区，看到了位于宝顶山的千手观音造像，一定会为上千只手臂犹如孔雀开屏的绚丽多姿所震撼。

　　“资料会告诉你，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1007只手臂，或伸或屈，或正或侧，显得圆润多姿。但资料不会告诉你，1007只手臂里的这一只，是可拆卸的。”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指了指主尊像右边前伸的主手，轻笑着说。

　　把时钟拨回到2008年。当时，大足石刻因近千年的冷暖交替、风吹日晒、雨雾侵蚀等自然作用，保护形势已十分严峻。千手观音造像身上所贴的金箔更是或开裂或卷曲。因病害极其复杂、保护难度极大，且国内外无成功案例借鉴，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被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陈卉丽担任了石质修复组组长，承担着修复工程中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谁也没想到，这项任务，最终持续了8年。那段时间，她几乎每天早上7点多钟就赶到修复现场，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

　　除了要面对时间的鏖战，还要不断经历新挑战。

　　陈卉丽团队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千手观音造像主尊像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缺。“做文物修复工作，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她说。为修复这只手，她带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先后对重庆、四川、河北、山东等地30多座石窟的观音像进行实地考察，试图找到修复依据，结果都无功而返。

　　修还是不修？这成了一个难题——修，就会违背真实性原则；不修，又会极大地影响造像的完整性。

　　经过反复论证，陈卉丽在基于对文物修复的真实性要求，并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探索研究出“可拆卸式”文物修复方法。她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新手”，如果今后找到依据，可以轻松取下重新修复。这一创新性修复方法得到文物专家的一致认可。“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穷尽自己的能力，用双手呵护它们。”陈卉丽认真地说。

　　这股较真的劲，一直伴随着陈卉丽，手术刀、注射剂、镊子……操纵各类工具时，她总是小心翼翼。她还总结出了一套石质文物病害诊断“望闻问切”的“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表面状况；“闻”则是嗅文物表面气味；“问”是向文物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触感受文物是否空鼓、疏松。“作为文物医生，要懂得怎样和‘病人’沟通病情。”她说。

　　不久前，陈卉丽又修复了一尊造像。修复前，她总觉得它愁眉苦脸，好像在说身体不舒服；修复完成后，她又觉得它似乎笑了，仿佛在说，现在舒服多了。

　　“虽然我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经超过30年，但我仍愿在一线发挥余热。我也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修复依据，让千手观音的那只手，恢复得更准确。”陈卉丽微笑着说。

　　聆听简牍“千年告白”

　　本报记者李韵安胜蓝

　　竹简，是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信使。古人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历史的卷轴里，一根根饱含信息的竹片被丝绳编连，串起了古老绵延的中华文脉。

　　但竹木易腐。“简牍出土前被地下水浸泡了千年，出土时常常糟朽不堪。接触到空气，瞬间氧化变黑，文字无法辨识。因此，需要对它进行脱色和脱水，让它恢复原来的颜色和形态。”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说。

　　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室里，方北松将一枚2000多年前的简牍泡在蒸馏水中，用软毛笔轻轻清洗，再将清洗后的简牍放到信息采集台上量尺寸、记录、编号、绑线，接着开始脱色、脱水、包装……修复一枚简牍，要经过20多个步骤。

　　这一套精心设计的修复方案，凝结着方北松和团队的心血和智慧。

　　1992年，方北松承担了江陵杨家山出土秦简的修复任务。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用不同种类和浓度的试剂在空白竹简和碎木片上反复比对实验，终于选定了还原性高、对竹简伤害小的连二亚硫酸钠作为脱色剂，将秦简成功复原最初颜色。

　　同时，他和团队还在寻找脱水试剂。他发现，经过蜡封，物品能完好保存几十年。他灵光一闪：能不能找到一种类似蜡的物品，稳定且色彩与成分单一，用来保护竹简？

　　于是，他一头扎进实验室，从高分子材料到低分子有机材料，经过几年实验，终于筛选出了十六醇——它能将简牍中的水置换出来，并稳定支撑起糟朽绵软的纤维，起到隔绝空气和保护的作用，便于简牍长期保存。

　　在先进的脱水脱色技术之外，修复简牍还要靠大量的“笨功夫”。不少出土简牍十分脆弱，甚至不能用镊子去夹，只能用小竹片将它轻轻挑起移动，操作中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一个人一天只能清洗两枚左右。”方北松说。

　　一个人，一天，两枚简。多年来，正是在这样日拱一卒、集腋成裘的坚持中，方北松团队先后完成了18万余枚竹木简牍修复，其中包括长沙走马楼吴简、湘西里耶秦简、荆门郭店楚简、南昌海昏侯墓简牍等赫赫有名的出土简牍，让千年前的墨书文字原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每一次文物修复，都会激发我内心的文化共鸣。”方北松说，即使过去多年，他修复的一枚竹简仍然让他记忆犹新—经过脱色，荆州夏家台出土的一枚竹简上显出修长的楚国文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恰如他的心境。

　　“我将坚守初心，不断探索新技术，传承文物修复事业，以我生之有涯护文物之不朽。”方北松说。

　　品味陶俑“沧桑美感”

　　本报记者李洁崔志坚本报通讯员柴亮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丽山园的文物修复室里，传来细微的沙沙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马宇，正手持手术刀，沿着陶片表层彩绘的土垢，一层一层地清理，每一下都极轻。

　　“文物不可再生，不正规的操作对文物的损伤，远大于自然的损伤。”马宇说，“清理不是越干净越好，要把握好度。要保留历史的沧桑，这全凭修复师的敬畏与良心。”

　　每一次处理，马宇都会详细记录文物状况。他常说：“文物修复如同给文物‘看病治疗’，完整的修复档案就像‘病历’，能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线索。”为此，他为每一件文物建立双份档案：电子文档留底，手写留存入心。

　　在长期实践中，马宇始终坚持探索适合中国的文物修复道路。“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国际先进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与中国国情、中华文化和我们自身的认知相结合。文物修复不只是一门手艺，更要建立适合我们的修复理论与修复认知。”他强调，“中西方文物材质不同、审美与欣赏习惯有所差异，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工作中的马宇，有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从石铠甲、百戏俑到水禽青铜器等珍贵遗存，他攻克了一项项“不可能”的文物修复任务，累计保护修复文物7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45件。

　　提及修复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文物，马宇说起秦陵K007水禽坑25号彩绘青铜鹤。这件器物以超写实手法捕捉动态瞬间，技艺之精、观察之微，即便以现代眼光看也难度极高。“2000多年前的匠人，早已把‘艺术来源于生活’做到极致，他们的观察力与智慧，让人震撼。”时至今日，他仍难掩惊叹。

　　守着骊山脚下的修复台30余年，马宇已经从一线修复师成长为团队带头人。他常说：“文物修复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大型文物靠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必须靠团队协作。”因此，他用心培养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反复叮嘱大家要心怀敬畏、踏实做事，守住文物修复的初心与底线。

　　从业多年来，马宇先后获评全国文物大工匠、大国工匠、三秦工匠。面对诸多荣誉，他依旧谦逊：“我觉得自己只是做到了合格水平，离真正的精益求精还有距离。”

　　“人生短短几十年，总要留下些什么。”马宇说，每一件文物都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握手，修复文物，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千年前的匠人，更要对得起后人。语罢，他俯身继续，修复室里又传出沙沙的声响。

　　留下青铜“时间证词”

　　本报记者颜维琦

　　“修复不是修新。”这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珮琛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说这话时，他正伏在工作台前，面前是一件残损的青铜器和各式各样的修复工具。在他眼里，每一道裂痕、每一处残缺，都是时间留下的证词。修复的意义，不在于抹去痕迹，而在于理解与尊重它们。

　　30多年来，张珮琛修复和复制过的文物数量达上千件，参与过不少重要项目，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但若问影响最深的，“是我从业后跟着师傅学习几年后，第一次独立完成修复的第一件青铜器——一件商晚期兽面纹高足盘。”他说。

　　那件器物器形大气、纹饰精美，但出土时破损、变形都很严重。对当时的张珮琛来说，那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难度”任务。“那时候没有太多经验可以依赖，只能凭借学徒经验一边做一边判断，一步一步往前推。”他说。

　　张珮琛记得很清楚，每个环节都做得很慢，也很谨慎。“印象最深的，是那种‘百分之百投入’的状态。一方面是专注，另一方面也带着一点年轻时候的初心——‘想证明自己’。每做完一步都会反复检查，生怕哪里处理不到位。”他说。

　　等到器形逐渐恢复出来的那一刻，成就感是直接的。更重要的收获是，张珮琛建立起对自己的判断和技术的信心，“这一行很多东西不是一开始就会的，而是在不断试错、修正中慢慢形成的。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就明白了——这是一份需要时间去沉淀的工作，急不来，但也不会辜负人。”

　　2023年，张珮琛带领团队参与“三星堆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三星堆最特别的一点，是它的不确定性。”他说。很多文物出土时的状态，和大家在展厅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那件“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颈部断裂、器形变形，表面还被大量象牙、附着物包裹，看不出完整形态。

　　“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是急于‘修’，而是先搞清楚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张珮琛感叹。更有意思的是，文物里面还有文物——在清理过程中，他们从一些青铜容器和头像内部，又陆续清理出金饰片、铜树枝、象牙制品等一批文物，“相当于在一件文物里‘再发现一批文物’。这种情况，在以往项目里是很少见的”。

　　正因为这些挑战，这项工作的意义就不只是“修好一件器物”。“比如通过CT扫描、清理分析，我们能看到青铜器的铸造方式、内部结构，甚至判断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些都会反过来推动考古研究。”张珮琛说。

　　近年来，传统以手工修复为核心的技艺不断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但张珮琛始终认为，文物修复的发展，本质上不是“用科技替代传统”，而是让科技为技术服务，使优秀的传统技艺更科学与安全。

　　他更倾向于将这种融合理解为一种协同分工：科技在前端拓展认知，传统技艺在末端实现价值，“我们追求的并不是把文物‘修得更新’，而是让它在尊重真实性的前提下，被更准确地理解、更安全地传承”。

　　采访结束时，张珮琛说了两句话，像是给自己定的规矩，也是对这份职业的告白：

　　“耐得住寂寞。这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的行业，没有捷径。”

　　“守得住底线。文物修复首先是对历史负责，要始终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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