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红山古国消：失真相
石家庄5月31日电题：揭开红山古国“消失”真相
——专访郑家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晓峥
记者牛琳
作为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的冀西北地区发现并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郑家沟遗址近日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最新考古成果揭开困扰考古界40余年的红山古国“消失”真相，勾勒出“红山南下”的迁徙轨迹，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5000年前，红山人去哪了？修正后的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将如何重绘中华文明起源版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郑家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晓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在史前文化遗址丰富的冀西北地区，郑家沟遗址是怎样的存在？考古人员是如何“锁定”它的？
张晓峥：冀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非常完整，拥有丰富的百万年人类史和一万年文化史。郑家沟遗址正处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步阶段，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
2021年至2025年，考古人员在河北张家口6000平方公里区域内调查发现286座积石冢。这些冢群沿洋河、桑干河连续分布，分布面积广阔、规模宏大、形制多样。
宣化郑家沟遗址平面分布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其中，郑家沟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郑家沟村西高地上，海拔1014.6米，地处“三山(阴山、燕山、太行山)两河(桑干河、洋河)”之间。仅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发现7处地点9座积石冢。
此次考古发掘的一号冢，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积石冢之一，以中心大墓为核心，三级土台、四重石护墙层层收束，110余座墓葬与190余处祭祀坑错落分布，面积达1448平方米。
记者：随着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的考古发掘，有哪些考古证据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人群没有消失，而是越过燕山向西南迁徙了？这将如何重绘中华文明起源版图？
张晓峥：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墓葬区”的格局，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代表性遗存——牛河梁遗址积石冢规划理念基本一致，为一种礼制建筑。
出土的玦形玉龙、三联璧等玉器，造型与辽西红山玉器高度一致，带着鲜明的红山文化特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一号冢24例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进一步揭示，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人群遗传联系极强，同属一个族群。确切说，郑家沟遗址将红山文化已知分布范围从辽西向西南推进了300余公里，使之成为跨东北—华北的广域文明。
此前，考古界多认为红山文化在约5000年前衰落，人群消失或退回东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一号冢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将红山文化下限后延了至少200年。这证明红山文化并未“消失”，而是“南下融合”，红山人群主动越过燕山向西南迁徙，在冀西北建立新的区域中心，并与中原仰韶人群等深度融合，成为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族群来源。其龙信仰、等级礼制、玉礼器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重绘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核心路径与空间版图。
记者：郑家沟遗址发掘出哪些器物，实证冀西北作为史前文化“三岔口”的枢纽地位？这些体现5000年前红山先民信仰与秩序的出土器物，勾勒出怎样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图景？
张晓峥：郑家沟遗址的价值，远不止于“红山南下”的地理实证。它并非红山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座史前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大熔炉”。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出土的玦形玉龙。(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一号冢出土的玦形玉龙(俗称“玉猪龙”)，是红山龙崇拜的直接传承；出土的泥质黑彩红陶残片，可见花瓣纹、回旋纹，是中原庙底沟文化(注：仰韶文化中期最强势的文化类型)向北方扩散的直接证据；出土的鼓腹筒形罐，则带有明显的西北河套庙子沟文化特征。
更耐人寻味的是葬俗。其中一座墓葬，墓主胸前放置一件完整玉钺，两侧手臂各套一件玉环。这并非典型红山风格，而与同期山东大汶口文化葬俗高度相似。
可见，郑家沟遗址所在的冀西北地区，作为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是东北红山文化、中原仰韶文化、西北河套文化的交汇点，亦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核心枢纽。
遥想当年，红山先民携带着辽西的葬俗、祭祀礼仪、玉礼制与龙崇拜等多种核心理念南下，在冀西北地区与仰韶文化、庙子沟文化、大汶口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它深刻影响中原文明，为后世华夏礼制、龙图腾的形成奠定基础，并最终汇入早期中华文明的主流。
这种“多元一体”的融合特质，正是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的生动缩影。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红山南下”是其中关键一环。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出土的彩陶片。(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记者：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如何证实当时的冀西北地区已迈入“古国文明”，从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张晓峥：郑家沟遗址一号冢从选址规划到营建早期墓地，再到上层积石冢，持续时间长达500年。这种计划性、延续性表明其绝非是一处普通墓地，只有具备统治权力、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古国，才能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完成大型工程营建。
且墓葬排布、墓圹大小、随葬品组合尊卑有序，这种制度化、差异化的丧葬行为，说明当时已诞生贵族阶层、统治阶层与普通民众的阶级分野，这是古国文明最核心的社会特征。
与此同时，发现数量庞大的祭祀坑群，位于固定区域且多次使用，这一现象体现了人群祭祀活动的“制度化”与“规模化”，意味着存在一套被全体社会成员熟知并遵守的祭祀礼仪，这种礼仪强化了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和集体认同。
可见，当时已产生“高于氏族部落、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进入考古学家苏秉琦所提出的“古国”阶段，这不仅是“红山古国”论断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记者：郑家沟遗址还有哪些待解之谜？在中华文明探源进程中，如何系统深化冀西北考古，以获取更多史前文明的关键证据？
张晓峥：目前除墓葬与祭祀坑外，考古人员尚未找到与之年代匹配的大型生活居址。因此，当时的社会结构、生活模式尚不清楚。
再次，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采集、狩猎还是原始农业为主，现在也不清楚。
当地积石冢数量或不止目前调查发现的286座，类似积石冢的分布已从河北进入山西境内。这些积石冢群发展的时空框架，只有在发掘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总结出规律。积石冢内部的营建结构，也需进一步探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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