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卷中文全译本背后：的故事

　　绍兴5月2日电(林波孙琳茹)时值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一部历时十年、共40卷、2000余万字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于近日整体首发。这部中文《全译本》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近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浙江绍兴整体首发。　林波摄

　　近日，采访了《全译本》翻译团队成员，还原翻译背后的庭审细节。

　　“《全译本》项目不是几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个跨省域、跨学科的大团队分工协作，并形成合力。”据翻译团队负责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原校长叶兴国统计，十年来共有百余人参与了《全译本》项目，包括顾问、主编、编委会成员、译者、校订者、编辑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又称为东京审判，是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国际审判，历时两年半，开庭800多次，形成近5万页英文记录。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2017年第一辑10卷问世后，一个棘手问题逐渐浮现——第一辑的译者来自全球各地，无法定期面对面沟通，翻译质量和效率保障带来极大挑战。

　　如何破局？

　　2019年，出版社找到时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越秀”)副校长的叶兴国。叶兴国提出：由越秀组建一支校内翻译团队。

　　出版社要求先做试译，结果越秀团队的译文得到了认可。于是，后续的翻译任务便交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越秀协同完成。

近日，叶兴国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接受采访现场。　孙琳茹摄

　　翻译庭审记录，挑战重重——法律术语、军事知识、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叶兴国带领成员制定了五条原则。

　　首先是规则先行。团队建立了术语库，统一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译法。到第三辑结束时，术语库词条已超过1万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翻译团队负责人杨爱军举例：“同一个日军将领的军衔在不同时期有变化，必须仔细区分。陆军省、参谋本部这些机构名称，40卷里要保持一致。”

　　第二，团队协作。与第一辑全球散兵的模式不同，越秀团队每月召开一次线下研讨会，译者面对面交流疑难问题。

　　第三，技术赋能。团队将第二辑内容建成1500余万字的中英对比语料库，为第三辑翻译提供强有力支撑。

　　第四，多语种对比。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法庭工作语言虽规定为英语和日语，但实际还涉及汉语、法语、俄语、德语和蒙古语。

　　叶兴国介绍，翻译团队发现，仅1948年2月19日一天的庭审记录，英文版就有10处记录瑕疵。“如果不对照日文版，不联系上下文，很难发现。”

　　一个典型案例是伪满政府机构名称：英文版“theOfficeofInternalAffairs”，日文版译作“宫务局”。但团队查证历史档案后发现，1932年溥仪头衔是“执政”，1934年称帝后才设“宫内府”，最终将其译为“内务处”，与日文版不同。

　　第五，跨学科协同。翻译团队是英语研究者，校订团队则来自史学和法学。过去五年多，双方在上海和绍兴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叶兴国特别提到判决书校订者梅小侃——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女儿、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博士。“她态度非常严谨，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叶兴国反复强调：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要“忠实于历史事实”。当原文存在错误时，团队不擅自改动，而是加“译者注”说明。

　　他以日本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日记为例。英文记录称1942年3月19日宫内大臣到木户办公室谈及香港暴行。但团队查证日文原版日记后发现，3月19日的日记中根本没有这段记载——实际出现在3月13日。于是团队加注说明——“原文如此，经查证实际日期有误”。类似这样的“译者注”有数百处，甚至上千处，部队番号写错、日期记错、人名拼错等，团队一一标注。

　　比起技术难题，更大的挑战来自心理层面。

　　2021年春节前夕，叶兴国正在翻译涉及东南亚多国屠杀的内容。“心情非常不舒服，血腥行为太多了。”

　　杨爱军也深有同感——审校第33卷时，他每天面对证人证词中的血泪控诉。“那些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也正因为这份“难受”，他们才更要翻译准确。

　　在翻译团队看来，《全译本》的出版具有三重意义。

　　首先是维护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自1946年审判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试图否认其正义性，尤其是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作为受害最深的国家，理应担当起维护审判历史意义的使命。

　　再者是突破语言瓶颈，扩大读者群体。英文版和日文版存在语言门槛，能直接阅读的学者有限。中文版问世后，《全译本》将成为抗战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

　　最后是提供研究“富矿”。团队在每卷卷首增加了一页说明，概括该卷包含哪些开庭日、审讯内容；每卷卷尾附上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中英文对照索引。叶兴国说：“史学学者、法学学者、翻译学者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都能从中挖掘素材。”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赵玉蕙认为，《全译本》的最大价值在于：让东京审判这份“最原始、最核心”的史料有了中文版本，中国学者从此不必再完全依赖英文或日文去研究这段历史。

　　她指出，东京审判同纽伦堡审判一起，首次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战后国际法的创举。而《全译本》的问世，为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打实了地基”——只有地基扎实，才能在国际上展开真正平等的高水平对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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