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文学：奖获奖者安三山走红看农民创作的困惑
安三山走红以后
“其实农民作者我手写我心，观察身边的生活，写自己身边的生活，平实朴素的语言就可以了，就是最好的文字。”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
我已经当了爸爸，又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
这是安三山作品《我的母亲》中的一部分，文字很朴实，但直达人心，就像一名网友的评论：“好直白的刀，扎了一个透。”
就是这样一篇短短800字的文章，让这位常年在太原打零工的农民爆火出圈。
“你从西矿街上来，找到杜关线，从杜关线到我家最多半个小时！”安三山给我发来信息。
按照安大叔给的定位，我坐车出太原城，一路西行，很快就进入山区。盘山而上，雾气越来越浓，天气也由阴转为毛毛细雨。车行大约20分钟后，山中林间开始出现一些平地，由小块到大块，而后出现房屋，最终到达古交市郑家庄——安三山生活了67年的小山村。
小院子归置得极利落，除了堆放整齐的柴火和一辆农用三轮车，看不到其他东西；院子北面是五间红砖房，走进屋内，家具极简单，都是有了年头的样式，屋内也收拾得极干净，目光所及几乎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
安三山告诉我，房子是30多年前，靠他在西山矿区砖厂挣的钱建起来的。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最赚钱的时期，很多人还在挣几十元的月工资时，他已经挣200多块钱。当然，他干的是砖厂工种中最辛苦的活儿——在出砖口接砖，“烫，戴很厚的手套。”就这样，他还在下班后再接其他的活儿，给来拉砖的货车上砖，“这种不是随时都有，碰上了就干，上一车砖60块钱，3个人分。”
靠着这个积累，安三山盖了房子，后来又结了婚，三十七八岁结婚，绝对属于晚婚的了。
本以为这个活儿能多干些年，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砖厂效益开始不好，工作没了。从此他开始家里种地、太原打零工两头跑。
我的上山路，也是安三山的下山路。这些年，为了节约钱，安三山去太原，要么在路边拦便车，要么听到有熟人要去就顺道捎上他。在太原，安三山住的是10块钱一个铺位的地下室。之所以不愿干长期工，是因为之前曾经被欠薪。“有活儿就干，工钱一天一结，放心。”什么工种挣得最多，他就干什么，比如砌墙。安三山告诉我，过去这些年，他干得比较多的就是给人建房子砌墙。“多的话，一天300块。”
去年6月，他像往常一样在太原火车站的临时劳务市场等活儿，碰到两个女孩正在做“100还是1000”的街头挑战：路人可以选择直接拿走100元，或者在抽奖箱里抽取一个历年高考作文题，写一篇800字的高考作文。多数路人选择直接拿走100元，安三山说：“那我挑战一下吧。”他在附近一家餐厅用不到两个小时写出了《我的母亲》。
作文写好后，博主把视频传到网上，瞬间点燃网络，引发网民情感共鸣，从自媒体到各主流媒体纷纷转发。截至目前，原发视频已超1000万点赞、30多万评论，成为社交网络平台“热点记忆2025”的一部分。
“火了”后，安三山参加了很多他从前没有想过的活动：去年7月，他与“工地上的读书人”刘诗利一起受邀出席央广网“银发力量·老龄盛典”启动仪式；今年1月17日，他与长江“背篓轮渡”船长秦大益、船娘曹利芳以及拍摄“乡村三国”短视频的返乡青年鲍小光一起，受邀观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首次彩排；2月7日，他获得第12届“农民文学奖”，这个奖之前的获得者有余秀华、蒋慕平、危勇等农民作家。
各种关注、采访、邀约，让他在马年春节前狠狠忙碌了一段时间。
采访中，安大叔告诉我，节前因为没有出去打零工挣钱，他心里很不踏实。问及以后有没有继续写作的计划，他说也有杂志和出版社向他约稿，但他感到压力巨大不敢接。他想的还是先把自己家的地种好，等城里零活儿多起来，他还去太原打零工。
我前去采访安三山时，正值初春。春寒料峭，从安三山家出来时，毛毛细雨已化作春雪簌簌而下，笼罩得村庄静谧又美丽。车只下到半山，雪花就没了，变成了湿哒哒的细雨，等到了城区，更是吵闹又阴冷。还真是同时不同天啊，两重世界的感觉。由此，我似乎也能体会到安三山为何只要零活一少，就立马回村了，他说他喜欢待在村里。
其实采访完安三山后，我的心里是有困惑的，因为交谈中，能感觉到他的创作意愿和自信都不是特别强。他说他的眼睛不好了，多看会儿手机就眼花；说之所以能写出《我的母亲》是因为有多年的委屈，是自然而然的刺激，他不知道还能写什么；还有很多生活中的琐事要做，分心……这些其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但如果不能持续写下去，那不就浪费天分了吗？那发掘的意义何在？
为此，在采访完安三山后，我又采访了“农民文学奖”的发起人——作家、编剧、导演张一一，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答案。几个月前，安三山正是从他手里接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写作奖。
“农民作者多有这个困境，因为农民作者很难靠写作养活自己或者全家，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张一一说，“他们没有发表自己作品的畅通渠道，拿不到多少稿费，而且对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够自信。”
张一一介绍说，十多年前他发起了“农民文学奖”，后来又做了一个农民作家村，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贵州、浙江等全国各地的优秀农民作者他都打过很深的交道，“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事情，但很多时候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写作需要天分，安三山无疑是有的。在《我的母亲》发表后，那位博主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又邀请他写了一篇《我的父亲》，同样一经发表就在网上炸了锅，得到广大读者的盛赞，安三山拥有“简单一两句话，就能戳中人心窝子的能力”。
但写作同样需要长年累月有意识地训练和坚持，安三山年纪大了，除了少年时读高中，后来参军在部队有阅读和自学的条件，多年来连一本书都舍不得买，唯一的阅读途径是“等零活的地方有一个邮政大厦，里面有报纸，有时间会翻翻”。他的小儿子告诉我，他知道父亲字写得很好，除了过年给家里和亲戚写写春联，平时也摘记一些事情。安三山说，他当年学写春联也是因为父母亲的鼓励，所以一直写到现在。
确实，对于一名普通的农民来说，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和闲情逸致，种好地，挣钱养家糊口，才是脚踏实地。
在张一一看来，“他们最大的困境是农民作者的写作还没有像‘村超’‘村BA’那样火，靠写作，生活难以为继。‘村超’‘村BA’的球员水平也不怎么高，但这些草根赛事火了，他们也就获得更多的机会了。”
“像安三山这样，不止安三山，其实很多草根写作者，天生的感受力都极敏锐，但也确实需要一些引导。”张一一说，他做农民作家村，发起“村WRITER”这个概念，也正是想为农民作者这个群体探索一条路子。
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大众对于素人写作带来的与专业作家作品截然不同却又同样直抵人心的文学体验正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喜爱，大众期待看到各行各业的奋斗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故事。
张一一说：“农民作者不和专业作家一个赛道，不用去和他们比功底、比技巧。其实农民作者我手写我心，观察身边的生活，写自己身边的生活，平实朴素的语言就可以了，就是最好的文字。”
安三山是幸运的，他已经被看到了。希望他能抛开顾虑，在过好日子之外，如有余力，一定坚持写下去。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涵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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