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何以实现自主：引领

　　四十多年开放历程，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WTO到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或许有人问：对外开放还有多少新文章可做？“十五五”规划给出了明确答案：

　　这一轮开放，不再是简单的“打开大门”，而是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系统性跃升——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从“被动融入”到“自主引领”，从“跟跑”到“领跑”。

　　制度型开放、自主开放、贸易投资升级、“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参与……每一项部署都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保驾护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世界的机遇。

　　它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动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为人类文明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将从开放逻辑的历史跃迁、制度型开放、自主开放、贸易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以开放促改革七个维度，解码这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逻辑。

　　一、开放逻辑的历史跃迁：从“被动融入”到“自主引领”的根本转变

　　理解“十五五”规划关于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核心是把握一个历史性变化——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正从过去的“被动融入”实现向“自主引领”的根本转变。

　　要读懂这一转变，需回望四十多年开放历程，其清晰的三次重大跃迁，正是这一逻辑转变的生动注脚。

　　第一次跃迁(1978—2001年)：以“引进来”为标志的“被动融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策略是“打开大门请进来”——设立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和低成本吸引外资。

　　这一时期的核心是“单向开放”——我们作为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依托外部市场推动工业化，角色本质是“跟跑者”。

　　第二次跃迁(2001—2012年)：以“接轨国际”为特征的“主动参与”。

　　加入WTO是标志性转折。中国大规模清理修订法律法规，从“发展加工贸易”转向“对标国际规则”。

　　这一阶段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成长为“世界工厂”，角色也从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运用和参与规则谈判的参与者，实现从“跟跑”向“并跑”的跨越。

　　第三次跃迁(2012年至今)：以“制度型开放”为特征的“自主引领”。

　　进入新时代，中国从资本匮乏国发展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面对外需波动和全球治理重构，单纯“对标”已不足够。

　　中国主动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放重心从商品和要素流动，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角色也从“融入全球化”升级为“主动塑造开放新格局”，正式从“并跑”迈向“领跑”。

　　三次跃迁的演进路径清晰：开放重心从要素流通向规则对接跃升；开放动力从利用外部资源向主动塑造制度环境转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从加工制造承接者、规则接受者，成长为规则制定参与者和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者。

　　三次跃迁回答了三个时代命题：第一次回答“要不要开放”，第二次回答“如何参与全球化”，第三次回答“如何塑造全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规则的“遵循者”转变为“共建者”乃至“引领者”。

　　这就是“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位。

　　把握这一方位，既要立足中国对外开放的自身历史逻辑，更要放在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审视——这一跃迁，正是“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拐点)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产关系与全球格局拐点)双重叠加下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性的跃升。

　　两个拐点叠加，决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必须从“被动融入”走向“自主引领”。

　　其独特在于：它不是全球化常规节点，而是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从过去作为全球化的“路径补充”，升维为以我为主、主动运筹的系统战略，从规则“接受者”转向治理“共建者”。

　　这一跃迁的本质，是从“融入既有格局”转向“塑造未来格局”。

　　这种转变既是中国自身需要，也为世界提供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新范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站在“十五五”起跑线上，中国以更自信的姿态扩大自主开放、深化制度型开放，这份大国担当，正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写下开放篇章。

　　二、制度型开放：从“要素流动”到“规则对接”的跃升

　　如果说开放逻辑的三次跃迁，明确了中国从“被动融入”到“自主引领”的方向，那么制度型开放，就是这一跃迁的核心支撑。

　　制度型开放，是从根本上改变开放的性质与层次——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更高阶段。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开放的核心是要素流动——降低关税、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解决的是“能不能进”的问题。

　　但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后，仅靠要素流动已不足够。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规则从“边境上”延伸至“边境后”，即从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延伸到国内市场规则，涉及数据流动、竞争政策等国内规制领域。

　　中国必须主动对标、稳步接轨，才能在新一轮规则博弈中争取主动。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水平规则相通相容。

　　它不是单一领域的政策调整，而是系统性工程。具体包含四个层面：

　　规则对接，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实现制度衔接；

　　规制协调，加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规制协调；

　　管理创新，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向轻审批强监管；

　　标准互认，从标准接受者向标准引领者转变。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制度型开放列为自主开放的核心任务，明确提出促进国内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

　　其本质不是简单降低门槛，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对外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对内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

　　规划从三个维度部署：

　　制度层面，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

　　实践层面，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为“试验田”，开展更深层次制度型开放试验；

　　监管层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这是中国从“规则接受者”迈向“规则共建者”的历史性跨越。

　　过去，我们是规则的适应者；今天，我们不仅主动对接，更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参与甚至主导规则制定。从“跟跑”到“领跑”，从接受规则到塑造规则——制度型开放，正是中国对外开放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的集中体现。

　　三、自主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的深层次开放新格局

　　自主开放，是“自主引领”开放逻辑跃迁最直接的体现。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单列一章，核心要义在于以我为主、主动运筹，立足自身发展需要决定开放的目标、路径与节奏，标志着中国开放从“应势而为”转向“主动塑造”的根本转变。

　　纲要部署自主开放，遵循“点—线—面”相结合的系统逻辑：以重点领域和区域为“点”率先突破，以制度监管为“线”提供支撑，以全局布局为“面”形成新格局，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

　　在“点”的突破上，以服务业为重点有序扩大开放领域和区域。

　　纲要明确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实施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稳步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同时对最不发达国家和潜力大的经贸伙伴扩大单边开放，主动打开深层次开放新空间。

　　在“线”的支撑上，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和监管体系。

　　自主开放并非“各自为政”，而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之相通相容。

　　纲要部署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推动重点产品规则标准国际互认，试行相关国际协定，本质是以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在“面”的布局上，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以“试验田”推动自主开放落地。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统筹布局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推动各类开放载体管理制度创新，加速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自主开放绝非“关起门来”，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它以服务业为重点、以制度对接为保障、以开放平台为试验田，既为自身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正是“自主引领”跃迁在开放领域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四、贸易投资合作：从“规模扩张”到“质效并重”的升级之路

　　自主开放打开了大门，制度型开放校准了规则，但开放的最终成效要落到贸易投资合作的实绩上。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专章部署，其核心逻辑是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并重”——不再简单追求进出口总额和引资数量的增长，而是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投资效益提升、产业链合作升级。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

　　过去，中国外贸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成本和规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转向创新驱动。

　　纲要从三个维度部署：

　　一是优化升级货物贸易，推动市场多元化，拓展中间品贸易，促进加工贸易提档升级；

　　二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放宽跨境服务限制，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

　　三是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优化海外仓布局。

　　同时，合理调整进口关税，扩大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优质农产品进口，持续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

　　这一布局的逻辑在于：以创新提升附加值，以服务拓展新空间，以数字绿色引领新赛道。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在全球跨国投资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捡到篮里都是菜”，而是聚焦高质量发展需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纲要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文件法规，落实好“准入又准营”；

　　二是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支持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

　　三是精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拓展利用外资方式，完善外资并购管理。

　　其本质是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优质外资，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从“单向外投”到“双向赋能”。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从早期的资源获取、市场开拓，升级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纲要明确：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

　　健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作用，促进与境内园区协同发展；

　　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这一部署的核心逻辑是：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在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中配置资源、延伸产业链，同时为东道国发展注入动力。

　　从贸易到投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规模扩张到质效并重——这一升级之路，本质上是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深度对接，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贸易与投资、进口与出口、货物与服务、引资与对外投资的动态平衡。

　　这正是“十五五”规划赋予贸易投资合作的新使命。

　　五、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硬联通”到“心联通”的系统深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二十三章开宗明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

　　这一部署，揭示了“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之后的再次跃升——从物理联通迈向规则协同与民心相通的系统性深化。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从“项目合作”到“规则协同”。

　　过去合作更多体现为具体项目落地；进入“十五五”，对接重点从项目层面向战略层面跃升。

　　纲要明确：加强与共建国家、国际组织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强化合作规划统筹管理。

　　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引领作用，强化能源、税收、减贫、智库、媒体等领域合作平台建设，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拓展共赢发展空间。

　　这是从“硬联通”走向“软联通”的核心支撑。

　　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从“大动脉”到“多元通道”。

　　“硬联通”内涵不断扩展。纲要在传统铁路、港口、航空之外，推进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合作。

　　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项目；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推动空中丝绸之路提质增效。

　　“积极推进中国标准海外应用”，标志着“硬联通”正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标准输出。

　　深入推进新疆、福建“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使国内开放高地与跨境通道更紧密联动。

　　全面提升务实合作质效：从“大工程”到“小而美”。

　　过去“一带一路”以重大标志性工程为人所知；进入“十五五”，务实合作更加注重多元化和精细化。

　　纲要明确：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高标准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气象、北斗应用等领域合作新空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合作重心正下沉至普通人的获得感。

　　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支持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发挥作用。

　　拓展文化、教育、考古、体育等领域人文交流渠道。

　　“硬联通”铺路，“软联通”架桥，“心联通”铸魂。

　　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规则标准对接，再到民生项目与人文交流，“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部署，正在推动这一倡议从“谋篇布局”走向“精耕细作”。

　　它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互联互通推动新型全球化、以共赢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开放合作新范式。

　　六、全球治理参与：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跃升

　　如果说贸易投资合作是“硬实力”的体现，那么全球治理参与则是“软实力”的彰显。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这一部署，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跃升。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过去，中国更多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适应者”；今天，中国开始主动参与甚至引领规则制定。

　　纲要从四个维度部署：

　　一是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滥施关税等做法。

　　二是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推动扩员，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三是积极提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

　　四是强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作用，推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

　　这套“组合拳”，既有对传统多边体制的维护，也有对高标准规则的主动对接，更有对新领域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跃迁清晰可见。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纲要从三个方向展开：

　　一是深化周边发展融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二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维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

　　三是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

　　同时，打造多层级多领域文明对话交流机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这一布局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而是致力于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者”。

　　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纲要明确：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

　　二是促进全球减贫合作，加大援外力度。

　　三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到全球发展倡议落地，从对外抗疫援助到粮食安全合作，中国正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转变为“提供者”。

　　从接受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从融入体系到塑造体系，从自身发展到贡献全球——全球治理参与的角色跃升，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对世界承担更大责任的时代担当。

　　这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

　　七、以开放促改革：在深层次改革中释放制度红利

　　从制度型开放到自主开放，“十五五”规划对外开放的全部部署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开放不是目的，改革才是归宿。

　　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在改革中释放制度红利，正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落脚点。

　　以开放促改革，是四十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加入WTO后大规模清理修订法律法规，自贸试验区率先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每一次重大开放都伴随着制度变革。

　　高水平开放借助外部规则“压力测试”，倒逼国内破除体制性障碍；内部深层次改革又为更高水平开放铺平道路。

　　二者相互激发，共同塑造了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以制度对接倒逼国内制度升级。

　　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

　　在规则层面，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开展压力测试；

　　在规制层面，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

　　在管理层面，推动政府职能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型。

　　这一过程将开放压力转化为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

　　制度红利，是高水平开放释放的最宝贵红利。

　　过去的高速增长依赖“政策红利”——通过关税减免、土地优惠等吸引要素集聚。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可持续增长必须来源于“制度红利”——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创新活力。

　　与政策红利的局部、短期、碎片化不同，制度红利以其全面性、稳定性、可预期性，为市场提供长效“定心丸”。

　　服务业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等，正是通过制度变革降低交易成本、释放要素活力。

　　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性意义，在于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更有利的制度生态。

　　从规则引入到制度迭代，高水平开放正在重塑中国制度优势。

　　它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持久的制度能量，也为世界提供了开放与改革协同驱动的发展新范式。

　　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中构建长期预期，正是高水平开放的真正红利所在。

　　八、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从开放逻辑的历史跃迁到制度型开放，从自主开放到贸易投资升级，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全球治理参与，再到以开放促改革——“十五五”规划的对外开放全部部署，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根本命题：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保驾护航。

　　“护航”二字，道出了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定位。

　　它不再是经济增长的“辅助手段”，而是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

　　在新质生产力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重拐点交汇处，对外开放承载着三重使命：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外部动能。

　　通过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以外部竞争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通过自主开放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以全球优质资源提升供给质量；

　　通过贸易投资质效升级，巩固出口优势、扩大进口空间，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内外需良性互动。

　　为新型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硬联通”到“心联通”的系统深化，全球治理参与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跃升，都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不是现有秩序的颠覆者，而是完善者、建设者。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中国正在为全球化走出困境提供新范式。

　　为深层次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四十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高水平开放中引入外部规则压力，倒逼国内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治理等领域制度升级，使制度红利替代政策红利成为增长主导动力。

　　站在“十五五”的起跑线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国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塑造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抉择。

　　当开放与改革同频共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必将在新征程上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这正是“十五五”规划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层意涵。

　　(澎湃新闻作者：郑长忠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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