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正面临三：层重塑

　　AI时代，全球教育正面临三层重塑

　　——来自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的声音

　　5月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第三场圆桌论坛上，香港教育大学助理副校长李辉用一个具体的数字让在场的人停顿了片刻。2019至2020年间，李辉的团队想在广东深圳找一组从未接触过电子设备的5岁儿童作为对照组。“只找到8个小朋友。”他说，“现在可能已经找不着了。”

　　这场以“被打破的围墙：AI时代的教育重塑与代际冲突”为题的讨论，汇聚了来自中国以及澳大利亚、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等经济体的学者。他们分别从大脑、师生关系和教育制度三个层面切入讨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当AI深度介入时，我们究竟是在谈一种新的工具，还是一种新的教育？

　　大脑：被悄悄重塑的“前额叶”

　　李辉的实验室过去几年系统梳理了全球已有的脑科学证据。“AI和数码经验会对儿童大脑造成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他说，“既有短期的，也有永久的。”

　　在近红外脑成像研究中，团队将50多名重度使用平板电脑的5岁儿童与那8名“对照组”儿童对比。结果让人警觉：重度使用者前额叶的血氧反应不再呈现正常模式，“接近癫痫患者”。前额叶正是大脑负责执行功能、决策与抑制控制的核心区域。

　　研究团队因此判断，AI已不能再被当作普通工具，而是一种主动介入思维架构的“认知使能器”。“它会让我们一部分大脑变笨，一部分大脑变聪明。”李辉对记者说，“记忆力、注意力的部分会变差，但提问、思考、分辨真伪的部分会变强。前提是你要会问问题。”

　　很多人把儿童大脑的变化归罪于屏幕，但李辉的研究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真正的问题不是科技，而是活动的性质、内容和亲子互动的方式。”他说。

　　在问答环节，身为母亲的俄罗斯学者柳德米拉·扎卡哈洛娃提问：“家长究竟该怎么办？”李辉提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AI共同育儿：“两年之内，AI一定会介入育儿。到那时，影响的就不只是孩子的大脑，还有家庭关系，甚至婚姻。”技术正在重塑人，但教育依然是关于人的事业——这一前提，贯穿了当天讨论的每个层面。

　　师生：从“学习者”到“共创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朱熹用“地图”作比喻指出，千百年来，教育的逻辑都是长辈把世界的地图教给晚辈。但今天，“一个12岁的孩子用手机问AI，得到的答案往往比绝大多数成年人能给出的更准确、更耐心、更全面”。

　　他进而提出对“AI原住民”这一概念的看法：“这不是按出生年份划分人群，而是一种认知状态。对下一代来讲，AI不是外部工具，而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脑的延伸。”在他看来，在这种状态下，传统教育的三个要素正在同时失效：知识传递失效，AI讲得比人更清楚；经验复制失效，今天的问题往往是昨天未曾遇到的；位置权威失效，长辈据以规范晚辈的世界观，形成于没有AI的世界。“我们现在拿着旧地图站在路口，而路口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

　　但朱熹并不主张在教育中放任。他给出的建议是“最小约束原则”，称“教育不是盆景，是花园”。教育者只需守住三条线：伦理底线、自主驾驭AI的能力、面向区域社会的共同体责任。“线之内要守住；线之外，让他们自由地走。教育成功与否的真正衡量标准，是被超越”。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袁冉东补上了另一面。他表示，“共创”绝非把AI看作与人类平等的创造者，“AI可以生成内容、提供建议、提高效率，但它不会真正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重要，也不会为后果承担责任，更不会替我们赋予意义”。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进一步解释道：“真正的共创还是在人与人之间。AI的意义在于，它降低了青年参与创造的门槛，让他们更早进入解决真实问题的现场。但这恰恰意味着，人工智能越强大，人的引导越重要。”他认为，教育的核心正从知识积累转向能力形成，“我们要培养的是能提出有意义问题的人、能作出判断的人、能在不确定中负责任地行动的人”。

　　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副教授胡里奥·戈多伊-德尔坎波把这个问题推向哲学层面。他指出，传统教育中，知识的定义权在教师与机构；而在AI驱动的教育里，“算法决定接下来给学生看什么，以及如何评估他的进度”，这是悄然发生的认识论让渡。

　　制度：技术红利不会自动平等分配

　　教学关系的重构最终需要制度承接，但制度可能恰恰是这场变革中最慢的环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研究院研究员朱利安·梅尔帕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00多种本地语言，许多乡村尚未通电，部分城市的互联网也不稳定。“AI教育一旦在这里落地，就立刻撞上电力、网络、师资、成本和语言多样性这一连串结构性约束。”她说，“如果不补上基础设施、离线学习平台和本地教师培训，AI很可能扩大而非缩小既有的不平等。”

　　秘鲁国家选举评议会人工智能实验室法律顾问罗梅尔·阿斯托说，秘鲁是亚太地区最早立法规范AI使用的经济体之一，但他观察到，同一个国家内部，AI教育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姿态。选举评议会自己的AI实验室积极开放，开发的“AI辅助投票”工具截至今年4月已获得约500万次访问；首都利马的高校把决定权交给教授个人；而评议会出版的学术期刊则严格限制AI使用。“一国三态。”他说，“AI进入教育的过程中，每一个机构都还在摸索自己的边界。”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APEC研究中心高级战略顾问凯特琳·皮纳尔认为，当前AI影响下的教育存在三个转变：从线性的“教育—就业”路径转向终身学习，从学科分立转向跨学科协作，从被动应对AI转向主动参与AI治理。“问题不是大学是否会被AI改变，而是它能否成为这场转型的塑造者。”她说。

　　各国学者的热烈讨论，从大脑到师生，再到制度，三个层面最终指向同一个判断：AI时代的教育转型，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人的命题。“教育的未来不在于机器变得多么的智能，而是取决于人类是否能足够清醒地理解技术、使用技术并超越技术。”袁冉东对记者说。让青年成为能够提问、能够判断、能够创造，也能为自己参与塑造的未来承担责任的人，才是教育真正值得追求的方向。

　　(本报深圳5月8日电本报记者党文婷严圣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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