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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专家看见中国人权治：理的根与果
天津6月11日电题：在张彭春的故乡，多国专家看见中国人权治理的“根”与“果”
记者孙玲玲
近日，来自冈比亚、科特迪瓦、科摩罗、古巴等国的人权专家，在南开大学校史馆的陈列中了解了一位已故南开大学教授与世界人权事业之间的深刻联结——张彭春，70多年前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关键人物。
“张彭春先生让不同文明坐在同一张桌上，讨论‘人’的权利。”古巴外交部多边总司高级人权专家、多边事务与国际法司司长戴伦·瓦利多·埃斯卡洛纳站在展板前说。
6月10日，多国人权专家在南开大学校史馆参观，了解该校教授张彭春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记者孙玲玲摄1947年，张彭春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全程参与起草工作。他多次提出：人权宣言不能只反映西方文化，应该吸收所有文明的传统。他曾建议秘书处花几个月先学习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急于推敲法律条文。
张彭春成功将儒家“仁”的概念引入宣言，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知和换位思考的能力”。
这一思想最终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中：“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一词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都直接源于张彭春的提议。
“得知他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构思制定全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收获。”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说：“我们很荣幸来到这里，见证这所大学关于人权的研究成果。”
中国早已在主动构建人权话语
“他号召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共聚一堂，一同商议核心人权问题。这一点和古巴秉持的人权践行思路不谋而合。我们反对用制裁、对立和对抗的方式处理人权问题，唯有依靠国际合作、平等尊重的对话，全球人权事业才能稳步推进。”对于张彭春的核心贡献，戴伦·瓦利多·埃斯卡洛纳这样说。
图为南开大学校史馆内展出的张彭春像。记者孙玲玲摄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坦言，此前从一些西方媒体上看到的信息与此次参访的真实感受完全不同。“这次来了我才发现，人权的保障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之前我以为中国的人权话语是比较被动的，受西方输入影响的，但其实早在70多年前，张彭春先生就已经在世界人权话语体系上主动构建它了。中国确实把人权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戴伦·瓦利多·埃斯卡洛纳则进一步指出：“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主动发力。中国、古巴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早已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搭建平台，分享我们自身的人权理念。我们早已不再被动落后，而是主动提出全新人权发展思路。”
从校史馆到研究中心：“纸上文章”与“落地功夫”
外宾们看到，在南开大学校史馆的桌子上摆着厚厚一摞《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人权蓝皮书)。工作人员介绍，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参与了截至目前全部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起草和评估工作，并提出了一套“发展主义人权理论”——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人权保障。
“中国把对老百姓生活有实际帮助的权利保障措施，用计划、蓝皮书固定下来，这种做法很扎实。”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说。
戴伦·瓦利多·埃斯卡洛纳注意到，该研究中心不仅做宏观政策研究，还为中小学生编写了《楠楠和凯凯的故事》系列读本和《儿童权益保护教学手册》，帮助学生了解基本权利的内容，培养尊重他人的意识。“一个学校把人权保护当作一门文化、一门专业来系统推进，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这说明国家在制度保障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6月8日，来自多国的官员、代表、专家、学者参观位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工坊体验馆，感受天津职业教育“出海”实践成果和中国职业教育创新成果。记者佟郁摄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顺着这几天的参访记忆，把散落的点串了起来：“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给了我健康绿色的生态环境；天津文化中心的大剧院让人们有充足空间进行文化活动；南开大学在教育层面涉及人权保护专业。人权的保护不仅在日常民生中，也在教育里。”
“这些实践与研究放在一起，就是‘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完整逻辑。”克里斯蒂安·阿赫诺·阿杰鲁说，“从改善民生入手，再通过学术研究上升为制度设计。也只有这样，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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