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之滨两：千年前的大一统铭刻

　　作者：吕凯彭峪

　　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这处矗立于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南部半岛之上、俯瞰黄海的遗址，曾见证秦始皇三登琅琊、筑台颂德的史实，却在西汉以后逐渐荒芜沉寂。自2019年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携手，在此开展了历时7年的系统性发掘，最终确认山顶夯土基址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筑的“琅琊台”。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秦汉时期无疑是关键奠基阶段。位于黄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以物质遗存为核心的“大地之窗”。这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遗址，不再仅仅是秦皇汉武东巡求仙的传说载体，更是一部镌刻在海岸线上的“无字地书”，记录了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将统治意志、制度规范与文化理念，从政治中心推向辽阔疆域，尤其是深入东方海疆的壮阔历程。它所揭示的，正是一个动态、立体且充满细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

　　秦王朝经略东方海疆的国家工程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并在公元前219年南登琅琊，流连忘返，逗留三个月之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在所有东巡的驻跸地中，琅琊无疑是秦始皇停留时间最长、营建规模最大的一处。

　　琅琊台遗址的中心是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经过调查勘探，考古人员在山顶发现了面积约4.5万平方米的“T”字形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如此宏大的规模表明，这绝非地方性建筑，而是一项高等级的国家工程。

　　进一步验证这一推论的有力证据，是出土于基址和山下窑址的建筑构件。遗址出土的直径达80厘米的夔纹大瓦当，其纹饰、风格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遗址，以及辽宁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完全一致。同样，遗址中发现的龙纹踏步砖等建材，此前也仅见于陕西秦咸阳宫等遗址，被认定为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志性器物。宏大的建筑规模与高等级的出土遗物，共同印证了山顶高台建筑正是秦始皇东巡时营建的琅琊台。

　　同时，这些在形制、规格、纹饰上高度一致的建筑构件，是秦代大一统政策在物质文化领域的直观体现。它们表明，秦代不仅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和车轨，更将一套代表皇权至高无上、规范建筑制度的标准化体系，从王朝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推行至遥远的东方海滨。琅琊台的一砖一瓦，都是秦代政令畅通、制度一统的实物证据。

　　作为秦代国家工程，琅琊台是国家统治在东方的象征。它揭示了秦代如何将抽象的政治权威转化为具象的、不可忽视的地理存在，从而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空间规训。

　　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复原显示，两千多年前的琅琊台是一座三面临海、“孤立特显”的半岛制高点。秦始皇选择在此修筑国家工程，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考古发掘成果显示，琅琊台遗址内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为主要朝向。其中，山顶高台建筑的东侧，相较于其他三面面积更大、层级更多。考古人员在建筑东部发现了一条长约15米、宽约2米的石铺路面，推测其为面朝东方的殿堂建筑前的场地，是“观海远望”的绝佳位置。而同期营建于山南的方形院落，也选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阶地，主要建筑面朝南方，可尽览南方海域。

　　这种整体以海洋为核心朝向的规划，将建筑方位与政治宣示完美融合，是秦汉时期向海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的生动体现。站在台上，帝王可以“骋望”海疆，将浩瀚东海纳入国家视野与版图；与此同时，这座巍然矗立于海天之间的巨构，对所有在陆上劳作、海上航行的臣民而言，都是一个必须仰望的、无法回避的地标。它如同一座灯塔，以震撼的视觉形式，宣告中央王朝对此片土地与海洋的绝对统治，从而完成对边疆地理空间的主权“铭刻”。

　　折射高效且精密的治理体系

　　琅琊台的营建，不仅是政治象征，更是一次对国家资源调动、工程技术管理和边疆系统性开发能力的极限考验。遗址的方方面面，无不折射出秦代高效且精密的国家治理体系。

　　考古发现的山顶与山下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需要投入巨量劳动力；而工程的设计、管理以及专业的砖瓦生产，则必须由掌握专门技能的匠人来承担。这些绝非当地原有居民就可以胜任，故此移民势在必行。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修琅琊台，“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从中可推测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高达十余万之众。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具有双重战略目的：首先是为这项国家工程提供劳动力与后勤保障；而更为深远的考量，则是为地广人稀的东方海疆注入充足人口，以便实现系统性开发。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其中很可能包括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关中工匠，不仅带来了劳动力，更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文化习惯和组织模式。他们与本地居民共同构成秦琅琊郡的新人口基础，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沿海地区的人口结构与文化面貌，为秦代的海疆治理与海洋经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正是大一统政权对边疆进行战略性、系统性经营的开端。

　　琅琊台遗址所展现的工程技术水平，令人惊叹。琅琊台是一座建于山顶的高台建筑。建造者根据山顶地势特点进行规划布局，切削修整山顶基岩后，再运土上山并层层夯打，构筑建筑基础。建筑布局依地势呈现出复杂而灵活的特征，并未采用统一的中轴线。这种矗立于山巅、布局灵活的高台建筑，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和揭露，无疑是古建筑研究中极为珍贵的特殊案例。

　　在山顶高台建筑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排水设施。可以推测，山顶建筑在夯筑之初，匠人就预埋了由陶管、地漏、渗井、镂孔砖构成的精密地下排水系统。其中发现的秦代石砌地漏，由多块石板精密拼合而成，为全国首次发现。管道接口处包裹纯净黏土以防渗，入水口设镂孔砖以防堵。在沿海多雨的环境下，这套“室内室外相连”“地下地上结合”的排水设计，能够有效保护夯土台基，体现了极高的工程理性与前瞻性。

　　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恰恰是大一统国家治理逻辑的微观折射。秦始皇宣称要“传之万世”，其治国理政同样追求长效与稳固。琅琊台工程上的严密规划，正是这一思想典型的物化体现。

　　遗址中出土的竹叶状灰岩(俗称“花斑石”，明清地方志中称“文石”)石构件，则揭示出关于资源掌控的细节故事。这种石材纹理美观，但古琅琊本地并不出产，最近的产地也在数百公里外的鲁中南山地。将如此大量、沉重的特种石材，从遥远的内陆运输到海滨山顶，其调配能力与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想象。

　　同时，通过资料比对，考古人员推测这种“花斑石”的工艺与审美，可能吸收了战国晚期楚国高级墓葬的用石传统。这表明，秦代在推行统一标准的同时，也兼收并蓄了战国时期六国的优秀工艺与文化元素。这种“海纳百川”的特质，本身正是大一统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彰显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东周时期，琅琊在齐国地位重要。秦并天下后设立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一。琅琊台遗址内建筑遗存涵盖战国秦汉时期，则是此区域早有文化基底的例证。遗址及其周边发现，深刻揭示了秦代将齐地文化基因纳入大一统治理体系的过程，体现出其在文化层面“因俗而治”与“整合升格”的智慧。

　　在遗址及周边秦汉聚落的考古发掘中，一个鲜明的现象便是不同文化类型的遗物共存。一方面，大量来自关中地区、体现秦风的云纹瓦当、夔纹大瓦当、龙纹砖等遗物密集出现；另一方面，具有本地传统的齐国树木鸟兽纹半瓦当等遗物也得以保留。这种“秦式”与“齐式”器物在同一文化层的共存，折射出开发海疆带来的文化交融。它深刻揭示出，大一统进程并非简单的文化替代，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融合过程。

　　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更深入精神信仰之中。在遗址东南部的亭子兰地点，考古人员发现了规模庞大、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齐国建筑群，推测其与齐国经略琅琊及祭祀“四时主”有关。“四时主”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掌四季的神祇，也是齐地“八神”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四时主”在内的“八神”信仰，原本是周代齐地的重要传统，蕴含了先民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崇拜，尤其是对海洋的认知。秦汉统治者先后都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秦始皇东巡海上时，“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汉武帝亦沿袭此例。两位帝王通过“八神”祭祀活动加强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彰显了秦汉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开放与包容。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深化。

　　作为目前发现的秦代在东方海疆最大规模的国家工程，琅琊台遗址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是秦汉时期“东抚东土”“乃临于海”的象征。如今，在这片山海之间，人们看见的不仅是史书记载的落地，更是一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陆海交汇、文化交融的壮阔篇章。

　　见证大一统国家治理不断成熟

　　在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局部重修和改造的迹象，其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史书记载，秦二世东巡郡县时曾“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而汉武帝也曾“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这些重修迹象，应与秦二世、汉武帝等东巡至琅琊台有关。西汉以后，琅琊台逐渐荒废，《水经注》中有“台高三层、层高三丈”的描述，与台上建筑荒废后保留下来的夯土基址所呈现的面貌基本相符。

　　遗址的地层叠压与遗迹兴废，不仅记录了统一进程，更暗示了统一国家治理逻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深刻演变。

　　“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公元前219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东巡琅琊，在巩固陆疆之后，最终将目光与权威投向浩瀚的海洋。始皇帝不惜耗费巨资，在制高点修筑体量空前、规格至高的建筑，最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绝对权威和震撼。

　　然而，考古地层清晰地显示了转变。西汉虽然对台上建筑有所修缮，但已显“潦草随意”，山下庞大的秦代附属建筑群倒塌后也并未重建。这表明，随着汉朝大一统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治理逻辑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之后，权力运行的重心，逐渐从琅琊台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转移到日常的、制度化的郡县行政体系中。调查显示，今琅琊镇一带存在大规模的秦汉聚落，且与琅琊台有道路相连，极可能就是秦琅琊郡治所在。郡守、县令、乡吏构成的行政网络，以及星罗棋布的基层聚落(如祝家庄遗址)，开始承担起更主要的治理职能。政治权威的体现，从高耸的、偶一临幸的台观，下沉为无处不在的、持续运行的户籍、赋税、律法和教化等制度。

　　这种转变并非权力的衰弱，恰恰是大一统国家治理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琅琊台的兴衰，也成为观察国家大一统进程从“破”到“立”、从“立威”到“建制”这一关键转型的绝佳剖面。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大一统国家进程提供了超越文献的、坚实而鲜活的物质证据。它是一部立体的“大地经典”。从强制推行国家工程标准，到大规模组织移民与资源调配；从兼收并蓄地方工艺与信仰，到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从视觉权威到构建行政网络的转移——琅琊台的每一处遗迹、每一件遗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秦汉如何将“大一统”从一个政治理想，一步步落实为覆盖辽阔疆域、渗透社会肌理、深入人们精神世界的现实。琅琊台的风吹拂了两千多年，带来的不仅是海的气息，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关于统一、治理与文明的永恒回响。

　　山海依旧，潮声不息。琅琊台考古成果的当代回响，最终将融入青岛这座城市向海而生的脉动之中。目前，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已主体封顶。今年，青岛还将进一步深化“探源青岛”工程，推进琅琊台遗址、西沙埠遗址考古工作，加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青岛段建设。每一次叩问历史，都将让我们在迈向未来的航程中，获得更深沉的力量。

　　(作者吕凯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琅琊台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彭峪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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