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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全球人文：{主义的古}典学
北京6月10日电题：走向新全球人文主义的古典学
作者乔治·皮拉斯(GiorgioPiras)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代科学系古典语文学教授
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生产、传播与共享方式深刻变革的时代——从打字机到个人电脑，再到人工智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在重塑我们与文本及其作者的关系。与此同时，古典传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其物质载体、传播机制及所承载的价值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古典学者应该在记忆与开放之间培育一种新的全球人文主义。
从打字机到人工智能：知识生产的三次变革
过去几十年，从打字机到个人电脑，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共享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这一变化不仅涉及信息流通的工具，更触及人类创造、组织和接触知识的过程本身，也让我们对作者身份、文本性和知识生产的理解发生深刻变化。
今天，我们正目睹一场更为激进的变革。数字通信使文本流通变得即时、全球化且近乎无限。曾经主导书面作品传播的缓慢渐进过程基本消失。对作者贡献的认可曾经需要耐心和时间的沉淀，而在数字时代，可见性几乎可以瞬间实现。然而这种“加速”，深刻影响了文本本身的性质——它们获得了即时性和可及性，但也变得越来越短暂，鼓励为即时消费而非长期反思而写作。
更深刻的转变正在浮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开始挑战古典传统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作者身份。几个世纪以来，古典文化与可识别的作者紧密相连，文本的权威与其创作者的权威密切相关。AI生成内容的出现模糊了个体创造、集体知识和机器辅助生产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深刻的文化和人文主义挑战。
2026年5月29日，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举办第五届国际文化创新嘉年华。图为小学生与机器人互动。记者安源摄从手稿到印刷：古典传统的物质根基
今天的转变出现在文本传播长期遵循不同模式之后。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本完全以手写形式流传。直到最近五个世纪，印刷术才成为西方文本复制和传播的主要手段。希腊语和拉丁文经典之所以幸存，正是因为它们通过一代代手稿被抄写、保存和传递。
手稿制作是缓慢、费力且资源密集的过程。只有被认为值得保存的文本，这种投入才合理。因此，抄写的难度本身就是强有力的选择机制。手稿文化不仅传播文本，更参与决定哪些文本值得传播。经典正典的形成是数世纪以来学者、教师、赞助人、图书馆和机构作出无数决策的结果。每份手稿不仅是传播工具，也是文化认可。
研究古典学及其接受史，需要密切关注使文化记忆得以跨时间传递的具体物质形态。语文学家像考古学家处理遗迹一样处理广泛的物质证据。古典传统不仅存在于文本中，也存在于地方、物品、图像和物质实践中。物质维度是其延续的基本条件。
2026年3月1日，在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观众参观牛顿、爱因斯坦手稿特展。记者佟郁摄开放与融合：古典文明的活力之源
研究古典学还意味着保存那些数世纪来支撑伟大文明发展的价值观。深刻的转型与危机时期往往与对经典兴趣的复兴相伴，因为经典提供了知识和价值观的安全港湾。这正是“经典”的意义：一个典范，我们可以借此衡量自己，识别与过去的异同。
希腊语和拉丁文经典是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表达。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繁荣跨越了超过15个世纪，某些连续性持久存在，首要原因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核心地位。但这种统一不应掩盖古代世界的复杂性。地中海本身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化空间，而是不同民族、语言和传统相遇、交流的广阔舞台。这些互动产生了深刻塑造古代社会的文化融合。贺拉斯(古罗马著名诗人)的名言“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表明文明通过与他者接触而丰富。
古代地中海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吸收、改造外部影响的能力。古典文明的活力并非源于文化孤立，而是源于将多样性整合到共享意义视野中的非凡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古典世界为当代社会提供了重要教训：文化认同不会因对话和交流而削弱，反而因此加强。
2026年3月27日，“陶上神话——古希腊彩陶及普利亚艺术文化特展”在位于宁夏银川的宁夏博物馆举办。图为工作人员在博物馆内为市民讲解蜷耳调酒缸的历史。记者于晶摄数字时代的使命：守护记忆，开启对话
希腊语和拉丁文经典证明了它们能够传递与后世和不同社会产生共鸣的文化信息。几个世纪来，这些作品被视为智力、文学和艺术成就的典范。它们作为经典的地位并非仅由现代学者确立，而是跨越数世纪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无数读者、作家、艺术家、教育者反复以钦佩之心转向这些作品，从中找到灵感。经典的权威既在于其内在品质，也在于其接受的非凡连续性。
因此，当代古典学者的任务不是为古代世界辩护，而是去理解它、解释它，让新受众能够接触它。古典传统的持续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为什么某些文本能在两千多年里被持续阅读、翻译和重新解释？这些问题比任何试图断言古典世界优越性的尝试都更为重要。
许多古代作者深切关注作品的存续。贺拉斯声称建立了一座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碑。两千多年后，他持续被阅读的事实表明，文化记忆取决于后代保存和重新解释过去的意愿。
绝大部分古希腊和拉丁文献已永远消失。幸存下来的只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然而却是意义非凡的一小部分——一个虽由历史环境塑造，但已成为古典文明最具影响力成就的集合。
古典文本的历史受到一系列技术革命的影响：从卷轴到抄本的转变，再到印刷术的发明。每一项创新都扩大了知识获取，同时影响了选择和保存的过程。我们目前经历的数字革命，可以被理解为技术变革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
因此，研究文本传播历史的人对当前技术革命既感兴趣又忧心忡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潜在时代意义。与之前的重大技术变革一样，数字时代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文化记忆的某些部分可能变得越来越脆弱、难以访问，或与其原始背景相脱离。
学者不仅有责任分析这些转变，还要反思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存和传递文化遗产。然而，当下的时刻不应仅从危险角度看待。它也提供了非凡的机会，使古典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接触、更包容、更广泛共享。
归根结底，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属于遥远的过去，而在于它们持续促进不同世代、文化和社会之间对话的能力。古典文明本身正是通过相遇、交流和适应而成长。一种新的全球人文主义恰恰可以从记忆与开放之间的平衡中产生：在保留过去声音的同时，允许它们与当下多样化的经验和传统进行对话。经典不是封闭世界的遗物，而是共享人类遗产的积极参与者。(完)
作者简介：
乔治·皮拉斯。作者供图乔治·皮拉斯(GiorgioPiras)，意大利著名古典学家，现任罗马大学(SapienzaUniversityofRome)古典学系教授，兼任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会员。主要研究领域涵盖古代语法理论史、古典与人文主义文本的传承、古典学术史，并主编多部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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